农产品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定，农民利益须受到保护

中国农业现代化目标确定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悖论：一方面，要发挥农民积极性必须依靠市场和私有化的活力，藉此方能突破社会主义指令经济、克服大锅饭等衍生的种种纰漏；另一方面，一旦突破僵硬的指令性经济，市场发展起来了，国家却又失去了用非市场机制调节市场弊病的能力。

可以说，近十几年中国农业的发展，这种内在的悖论是日益严重的。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，中国农业主要沉浸在享受市场化的成果之中，那么到80年代后期，市场调节带来的蛛网震荡则一天比一天明显。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农业中市场机制的逐步成熟，农民面临着由日趋巨大的震荡所带来的风险，它正在造成极大的破坏。

我国80年代棉花生产的大起大落，除政策上的失误与若干技术问题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蛛网震荡。而在那些国家放弃购销干预与价格控制的领域，“蛛网震荡带来的风险”更为明显。1984—1988年间，陕西黑米市场曾连续数年发生价格交替大幅度升降，波幅低至每斤4角多，高至2元，产生严重的市场误导，使农民叫苦不迭。1988年国内苎麻紧俏，价格最高涨到每吨1.6万元，导致农民盲目扩大种植面积。但这种多年生作物到1990年大量上市后，价格便暴跌到每吨仅1600元，比峰值低了十倍。麻农普遍赔本，损失惨重，只得挥泪斩麻改植，产量再度大跌。又据近日报载，江苏南京等地的西瓜去年大贵，今年大贱，瓜农瓜贩均损失不赀。南方不少果区在十年内也经历过“大种柑桔图赚钱，桔树长成桔已贱；砍了桔树种芒果，结果之时价已落”的痛苦。随着我国糖、棉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乳业、肉牛等新兴市场的形成，这种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
有些人以为，只要不断健全市场，上述困难就可以克服，比如建立期货市场等等。确实，期货市场是从农产品贸易中起源的，并且至今仍以农产品贸易为主要活动领域之一。但期货市场只能转嫁震荡或改变震荡的相位，却无法消除震荡或减小震幅。期货商可以藉期货贸易的套期保值避险功能来规避蛛网震荡的冲击，但生产者、消费者和整个市场供求关系却无法规避。这在理论上不难给予证明，而在实践中则可以从农产品期货市场十分发达的美国，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频繁的蛛网震荡中可见一斑。

因此，我认为，今天我们必须纠正农业发展可以完全依靠市场这一观念。今天中国有句流行语叫“不找市长找市场”，从市场经济取代权力经济的角度看，这句话无疑体现了进步，但今天这一口号所反映的盲目性正在带来巨大的危害。实际上，今天的农民在许多场合并不想找“市长”，然而“市长”却非找他们不可，他们躲都躲不掉。然而在不能只“找市场”的场合，“市长”往往都拂袖不管，而且还拿腔拿调地教训农民要克服“保守思想”，要农民对“市场风险”——包括如蛛网震荡带来的市场风险——表现出更大的承受能力！

总之，农业商品经济的诸特点：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“半商品”性质，以及由此而形成土地垄断的可能，农业生产的长周期与非连续性，农业中市场信息虚假成分的存在，“滤波”机制导致的垄断可能，“蛛网”机制的存在，农产品需求弹性小于供应弹性，以及由此造成的“蛛网”易于发散而难于收敛等等，都使农业比第二、三产业更不可能“纯市场化”。而上述大部分特点在我国农业中，又比多数外国农业更突出。例如，我国不仅土地资源总量稀缺（世界21%的人口居住于7%的土地上），而且尤以耕地为甚（世界近40%的农民，耕种7%的耕地）。同时，我国可利用农地边际存量的弹性也是很小的，因而土地垄断的威胁就更大。又如，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，我国农产品消费结构较为简单，替代与选择性较小，因而需求弹性也就更小。如果“纯市场化”的话，就更易出现发散型蛛网循环，因此，我国农业中市场机制的潜在局限就更大了。所以，重新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，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